“考里科問題”還是“考里科奇跡”|薦書

《突破：我的科學人生》，[美]卡塔林·考里科著，李敬、梁貴柏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定價：78元

你很可能聽過“錢學森之問”，那你有沒有聽過“考里科問題”？

卡塔林·考里科，是匈牙利籍美國科學家、202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好科學計劃”執行主任斯圖爾特·巴克在介紹卡塔林·考里科時，首次提出“考里科問題”：現在回過頭看，我們很容易明白她研究工作的價值。但是，我們如何才能找到現在正在做著重要研究工作卻不被外人知曉的人呢？我們如何幫助這些研究工作獲得資助呢？

作為一個功成名就的諾貝爾獎得主，她的名字為什么會被用以命名這樣一個問題呢？在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的考里科自傳《突破：我的科學人生》中，我們或許能窺見一斑。

“體制內的局外人”

在這本自傳中，考里科將自己的人生經歷緩慢鋪陳開來，坦誠、冷靜而又無所畏懼。如果以學術領域強調的個人履歷來衡量，考里科的科學生涯無論如何算不得出色。

1982年，獲得匈牙利賽格德大學博士學位。1982年至1985年，在匈牙利科學院從事博士后工作。1985年至1988年，在美國天普大學生物化學系從事博士后工作。1988年到1989年，短暫任職于美國健康科學統一服務大學。1989年至1995年，以研究助理教授職位入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以下簡稱賓大）醫學院心臟病學實驗室。1995年到2013年，以“高級研究員”的身份繼續留在賓大，并于2013年退休。

在青年才俊不斷涌現的科學界，考里科的履歷不夠漂亮。在賓大任職這20多年來，她始終未取得終身教職，而且長期申請不到研究經費，正如她的自傳中某一章節標題所言，她從來都是“體制內的局外人”。

考里科一直在申請經費，自傳中也如實再現了諸多細節：“我每個月至少寫一份經費申請書，這樣的狀態持續了兩年。”“我一直在寫申請材料，我會把材料帶回家，徹夜修改。”“（乳房腫塊）手術結束后，我們回到家，我繼續修改那些沒有通過的經費申請書。”

然而，她的申請一次都沒有通過，她長期專注的信使RNA（mRNA）項目也從來沒有得到過一分錢資助。拿不到經費，就無法晉升。無法晉升，就沒有穩定的科研環境。沒有穩定的科研環境，就更難拿到經費，更難取得成果，更難晉升。這種惡性循環，環環相扣，如風刀霜劍，對這個“局外人”嚴相逼迫。

這個“局外人”在賓大歷經三次合作。與3位合作者雖然合作愉快，也產出了不少成果，但考里科沒有穩定教職的事實，使得她始終“仰人鼻息”，受制于人，在一次次被動的人事變動中流離，科學生涯朝不保夕。

考里科奇跡

但考里科成功了。2020年初，突發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考里科成為研發mRNA新冠疫苗的英雄之一。在得知疫苗有效后，考里科第一次沒有像往常一樣立即重返工作，而是獨自吃了一大包花生巧克力，這是她認為的最佳慶祝方式。2023年姍姍來遲的諾貝爾獎反而只是錦上添花。

雖然成功來得不夠早，雖然退休時的身份不夠光鮮，但她畢竟創造了“考里科奇跡”——從小鎮屠夫之女到mRNA疫苗技術先驅的華麗蛻變。人們自然會感興趣，這個奇跡創造者是否有獨門秘籍，考里科的自傳對此毫不藏私。

考里科深受漢斯·夏耶寫作《生活的壓力》一書的影響，尤其是這句話：大自然很少回答問題，除非問題是以實驗的形式向她提出，那么她就可以回答是或否。

“問題……以實驗的形式……她可以回答是或否”，這就是考里科在高中學到并由此踐行一生的思考方式。

并且，一次只問一個問題。然后，只改動一個變量，并再次提問。然后，再改動一個變量，再問下一個問題。這個過程中，必須保持耐心，檢查每一個微小的細節，檢查一切。

考里科的科學態度和方法說起來非常簡單，但重劍無鋒，大巧不工。科學就像一個形狀和規模都無限的拼圖，而你正在研究這個巨大拼圖中極小的部分。每次問一個問題，從許多這樣的問題中，從許多“是”或“否”的答案中，你可能會找到可以嵌入的特定部分，而且還能為拼圖的發展開辟新路徑。

考里科還告訴我們，專注于我們可以掌控的事情，而不是那些我們無法掌控的事情。當考里科在匈牙利科學院的工作戛然而止時，在美國雇主威脅要將她驅逐出境時，在拿不到推薦信時，在遭遇降職減薪被迫退休時，考里科做的只是找工作，并繼續工作。在無數個挫折面前，考里科如此告訴自己：“沒有人會對我尚未作出貢獻感到遺憾，沒有人會敲我的門，請求我繼續工作。”

向大自然問問題，專注于能控制的事，永遠珍視自己的研究，積累積累再積累，考里科這個終身研究信使RNA的狂熱信徒，也如信使一般，在這本自傳中給后繼者們留下了如何創造奇跡的信息。

不存在工作與家庭的完美平衡

只要人類還依賴女性繁衍后代，那么每一位女性科學家就不可避免被問到這個問題：“女性怎樣才能二者兼顧，在承擔母親角色的同時成為一名成功的科學家？”

考里科也不例外。面對這個經典問題，考里科毫不避諱。她的答案十分簡單：女性需要高質量且負擔得起的育兒服務，就像她在匈牙利擁有的那樣——她指的是1983年的匈牙利。

而當優質的育兒服務不存在或負擔不起時，就會有人做出犧牲，多數是母親。考里科坦言，在美國像她這樣主要由丈夫照顧孩子、妻子從事研究工作的家庭非常少見。

考里科的丈夫貝拉·弗朗西亞一直是她堅強的后盾。最初約會時，他就深深理解考里科對其工作的無比重視，之后更是以幾十年的默默支持兌現了當初“你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另類浪漫承諾——即使這工作收入微薄，前途渺茫。

考里科的女兒蘇珊·弗朗西亞，從五歲起就在夏天獨自飛越大西洋前往匈牙利，因為機票費用遠低于美國兒童保育費用。上學后，蘇珊開始參加各種體育活動，因為這可以延長她在學校的時間，減輕考里科的育兒負擔。

如今有種風氣，女性不僅要在職場、家庭雙線開花，還要顯得游刃有余，才算平衡兼顧，才算新女性。然而，現實是家里有個活生生的孩子需要有人養育，不管那個人是自己、配偶、父母，還是花錢雇來的保姆——前提是負擔得起，而年輕科研人員的收入卻常常難以負擔，這是個不容回避的問題。當然個人可以通過合理利用身邊資源，按個人發展需求劃分主次，這本無可厚非。但刻意營造輕松掌控一切的幻象，有意無意隱藏背后真正的付出者，這讓很多苦苦掙扎卻難以兼顧的年輕女性科學家痛苦不堪，深陷自我懷疑的泥淖無法自拔。

考里科的自傳以極度的坦誠撕開了這層虛幻的面紗。她的答案或許會讓人失望，但也會讓人如釋重負。真的，家里有個孩子，就必須有人“犧牲”時間和精力去照顧，無論在所謂“平衡和兼顧”中被“犧牲”的是誰。

還有一個往往會被忽略的簡單事實，那就是她的孩子會一刻不停地長大，然后轉而開始給她啟示、給她信心、給她鼓勵，成為她的后盾。考里科的女兒是兩次奧運會賽艇冠軍得主，因此，在考里科大部分默默無聞的個人生涯中，她都被稱為奧運冠軍蘇珊的媽媽。考里科在她的自傳中不止一次提到女兒的賽艇運動和自己的科學活動的相似之處：必須不斷回到原點，重新開始。

問題破解之路道阻且長

不只在科學界，似乎在各個領域都存在一個悖論——需要幫助的人無力或不敢發聲求助，已經獲得一切的人才有資格侃侃而談。回到剛開始的“考里科問題”，此時已然功成名就的考里科本人如何解決“考里科問題”呢？

考里科在自傳中呼吁，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我們可以改善學術研究機構的科學研究方式，我們應該在聲望標志（職稱、發表記錄、被引用量等）和高質量科學本身之間設定更清晰的區別，我們應該擴大衡量科學家的標準，不以資助經費定義科學家的價值，我們應該理解科學最好的方面在于提出問題探究新事物，而無論這將把你帶到何方，我們都應該正視并坦率討論金錢對學術研究人員的影響。

問題不新鮮，解決問題的提議也不新鮮。但“考里科問題”一點也沒減少，“考里科奇跡”卻鮮少出現。

飽和式教育培養了大批博士等高學歷人才，人為劃定極短的考核時間，設置極為苛刻的考核標準，再設置極窄的上升通道，開始篩！篩！篩！一道道愈來愈細的網篩中的幸存者，到底真的是重大科學突破的潛力股，還是更善于在學術叢林中生存、在評價制度中游刃有余的熟練工呢？

也許有的前者同時也是后者，但肯定不會都是，起碼——卡塔林·考里科不是。

所以，考里科這本自傳的價值就是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一輩子沒有拿到終身教職，一輩子沒有獲得研究經費，現行科研評價制度下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她成功了。

解決“考里科問題”的道路艱難，但也充滿希望，不要停下來，期待迎來更多的“考里科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