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試驗：不以規矩何成方圓

　　“韓國體育大學教授和研究生為了發論文，非法提取人體肌肉和脂肪組織做活體實驗長達10年之久。”9月中旬，韓國體育大學這件科研丑聞一經曝光，舉國為之震驚。

　　自1946年在德國紐倫堡軍事法庭上誕生的世界上第一部規范人體試驗的法典《紐倫堡法典》頒布以來，生命倫理一直被視為是臨床試驗的一根道德準繩。盡管人類也不時地在科學進步和保護受試者之間徘徊，最終的選擇必定且必須是不在人體身上進行可能會有任何傷害的實驗，無論實驗的意義如何重大。

　　違反知情同意原則

　　據韓國媒體報道，從2000年開始至今，韓國體育大學6名教授和34名研究生共實施了21次非法活體實驗活動，共有218人被動員參加實驗，其中一半以上是韓國體育大學的學生。

　　他們為了研究運動對人體的影響等課題，活體提取人體肌肉和脂肪組織來進行實驗活動。Newstapa網站還公開了其中一位教授領導“活體組織穿刺針”在2名實驗者身上抽取脂肪的視頻。

　　報道還披露，該名教授是以成績為誘餌引誘學生們參加自己的研究實驗。其中1名學生在接受肌肉活檢試驗后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并因此不得不放棄進入國家隊的夢想。

　　北京體育大學運動與康復系主任、運動醫學教授王安利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只要程序合法，人體肌肉活檢試驗是允許的。他解釋，肌肉活檢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辨別肌纖維類型進行運動員選材，同時指導訓練，使肌纖維向更適合運動的方向轉變。

　　不過，他也指出，脂肪活檢在當下并沒有太大的價值，因為脂肪評估已有許多非侵入性的手段，比如生物電阻抗、空氣置換法甚至是核磁共振等。

　　在王安利看來，韓國體育大學的非法行為主要違背了人體試驗“知情同意”的倫理原則。其中，實驗對象應該在沒有被強迫和不正當影響的情況下，自由自愿地作出實驗與否的決定，并簽署書面知情同意書。至于試驗中出現的負作用，應該是實驗本身的方法設計出了問題。

　　動物實驗的局限性

　　眾所周知，人體試驗的核心焦點之一是安全性，然而，安全性終究是相對的。為了減少人體試驗的風險，在早期探索性研究中，動物實驗成為必經途徑。模式動物的代謝類型、生理病理也能盡量與人類接近。動物實驗從很大程度上幫助人類受試大大降低了風險，但不得不承認，動物實驗和臨床應用還是有很大差距的，動物實驗的局限性無法通過自身去彌補。

　　小白鼠是迄今最成功、運用最廣泛的模式動物之一。然而，小白鼠的局限性也很明顯。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姜韜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就表示，作為實驗動物的小白鼠畢竟不是靈長類而是嚙齒目動物，代謝類型和生理病理在很多方面與人類差異甚大。

　　比如，小鼠自己可以合成維生素C，而人類不行；小鼠的糖尿病就與人類的非常不同，因此，以糖尿病小白鼠作為研究對象，用于治療人類糖尿病的藥物就不奏效；此外，小白鼠是每胎多子，用于研究人類的生殖生物學就很不理想；更重要的是，在遺傳上小鼠與人類的基因組差別太大。

　　當然，假如使用非人類的靈長類動物作為研究對象，其與人類的相似度則是大大提升了的。例如，日本科學家培育成功的南美絨猴就克服了小鼠的不足，代謝類型、生理病理以及基因組，甚至細胞相似性非常接近人類了。

　　即便如此，其他靈長類動物實驗依然無法替代人體試驗。有資料顯示，由于對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的差距認識不足，曾發生過嚴重地危害受試者安全的案例。

　　2006年3月13日，8名健康志愿者在一家合同研究組織（CRO）的安排下在倫敦Northwick Park醫院接受一種擬應用于類風濕性關節炎和多發性硬化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白血病治療藥物的Ⅰ期臨床試驗。

　　結果，受試在接受藥物注射24小時內，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淋巴細胞和單核細胞耗竭。經搶救，反應最嚴重的病例在ICU住院治療3個多月后，因藥物不良反應導致腳趾和手指缺血壞死而接受全部足趾切除術和3個手指部分切除術。

　　經調查發現，造成該后果的原因就在于，一直被置于無菌環境下飼養的獼猴與人體的免疫系統有差異。

　　試想，如果直接將此動物實驗的研究結果移植到人類身上，后果將不堪設想。

　　人體試驗的倫理考驗

　　有人說，沒有人體試驗，就沒有科學的發展。然而，人體試驗是以最為寶貴的人作為實驗對象，它所導致的生命倫理問題也比動物實驗復雜得多。就研究而言，需要在發展科學與不傷害受試者之間作出最佳的平衡，但實際問題中，這樣的平衡并不容易取得，人體試驗也常常面臨倫理矛盾。

　　有一個案例曾被倫理學家廣泛提到。“氧立得”是一種治療心血管疾病的新藥。一位70歲的患者在藥物治療20分鐘后，發生了休克，經及時搶救才脫離了危險。患者所用的其他藥物都是安全性已經被證實的傳統藥物，只有氧立得是個新藥。如今，新藥四期臨床試驗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擴大樣本量來發現一些罕見的嚴重不良反應。因此，醫生們非常希望知道，患者的休克反應是否是由氧立得引起。于是，他們決定在患者病情穩定后，停止使用其他藥物，再次給他單獨使用了氧立得，結果患者又發生休克。醫生們由此得出結論：氧立得確實可能引發休克反應。這項研究結果對臨床治療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論文也得以發表。

　　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張新慶指出，該案例中存在嚴重的醫學倫理問題。

　　如果醫生要在該患者身上進行二次用藥試驗，就必須制定完整的有關實驗的目的、方法、預期風險及效益的報告，經由倫理委員會對實驗的對象、實驗者的動機、實驗的方法和實驗的結果的綜合評價，審批通過，才可能付諸實施。

　　明知患者很可能再次面臨休克的風險，仍然使用該藥物進行試驗，在通過倫理委員會的關卡時就可能直接被拒絕。

　　即便方案可能提供了針對該問題的合理解決辦法，表示風險可控，且試驗帶來的益處可能遠遠大于受試的風險，并因此獲得倫理委員會的允許，涉及人類受試者的研究還必須遵循倫理操作基本原則，即尊重個人、受益、公正。

　　醫生必須在該病人完全清醒的狀態下，告知試驗的“來龍去脈”。除非病人在得知前一次休克很可能是由該藥物引起的情況下，也依然自愿再次試用，否則，再重大的醫學作用也不可能讓試驗得以實施。

　　“程序合乎規范，操作公開、公正、透明，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受試。”張新慶認為，尤其是在受試對象為脆弱群體，比如兒童、孕婦時，還要充分考慮不可替代性和代理同意。

　　在科學迅速發展的今天，在一些熱門的、前沿的研究領域，要想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也面臨著更為嚴苛的倫理考驗。

　　神經科學的重要研究對象是人類大腦，而大腦是人體中最為復雜的器官。

　　“干預腦神經不僅僅是改變器官這么簡單，與它相關的生理機能可能受到不可逆的影響，它還涉及人類的思維層面，可能改變的是人類的自我認知。如果‘我’不再是‘我’，受試所面臨的傷害是完全無法彌補的。”張新慶指出。

　　此外，由于受試可能是神經受損的患者，并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因此，在知情同意方面，非自愿的因素也會變得更為復雜。

　　華東師范大學認知神經研究所研究員王惠敏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在神經科學的基礎研究領域，受試者為人體的比例較少，而且人體試驗也主要采取非侵入性的手段，比如腦電、核磁，而最新的經顱磁刺激方法也被要求只允許在成年人身上使用。即便如此，試驗過程的監控也非常嚴格，只要受試覺得有任何不適，試驗必須立即停止。

　　但她也坦言，正因如此，許多在實驗動物大腦中發現的各種機制要想印證到人類身上也就變得極其困難。

　　同樣艱難的是治療性神經藥物的應用。在完成藥效、藥動、毒理實驗后，確實可行，才能進入臨床試驗階段，而該階段的倫理審查異常嚴格。

　　王惠敏提到，首先是受試的篩選，需要監護人的代理同意，同時要保證絕對公正，不能基于任何便利和關系而成為受試。而在保證安全性上，不僅要明確各種可能的風險，還必須詳細說明相應的解決措施。倫理委員會在審核這些臨床試驗時會特別注意有可能超過最低風險方面的問題。

　　讓創新的風險納入規范

　　尤其在醫學研究中，涉及人體試驗的設計要有最好的質量保證和最嚴格的控制，包括嚴格的倫理學標準，否則會導致大規模無序而有風險的臨床試驗。為此，花費再多的時間也不為過。

　　與神經科學一樣，干細胞也是科學界熱門的研究領域，但與其相關的市場亂象卻始終受到輿論的質疑。

　　資料顯示，截至2012年7月，衛生部干細胞整頓工作辦公室的調查結果是——干細胞治療已經在我國300家左右的醫院、機構開展。而國家干細胞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學研究所研究員韓忠朝認為，300家醫療機構是個保守的數字，“這是衛生部開展的一個自查，自己報上的有300家，還有沒有報上去的呢？實際肯定不止300家做”。

　　事實上，除了造血干細胞治療血液疾病以外，衛生部沒有批準任何一家醫療機構用干細胞臨床治療任何一種疾病，全球的絕大多數干細胞研究都在動物實驗或臨床階段，只有加拿大在2012年5月份批準了美國一家公司生產的干細胞藥物用于治療移植物抗宿主病、日本iPS細胞實驗自去年來得到政府支持。

　　韓忠朝認為，干細胞治療的其他領域還尚未徹底證明治療效果及安全性，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尚未有主導部門明確規范干細胞治療的臨床試驗。這也導致目前許多研究機構或者醫院各自為政，沒有太好的共識性的成果。

　　他表示，當前干細胞臨床“應用”，只能按照醫師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的相關規定，作為一種探索性治療手段，在患者或家屬知情同意、醫院同意（倫理委員會或者專家會診后同意）的情況下，開展相應治療嘗試。

　　張新慶也表示，干細胞的臨床研究有別于新藥、疫苗的臨床試驗，它更接近于革新性療法，受試對象個體化，每個實驗設計、監控方法也都有差異。倫理上并非不允許這種試驗，但確實不易規范和監督。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正規的醫療機構，肯定不能進行這類試驗，更不能直接用于治療。凡是沒有經過院方倫理委員會的審核，一般是不合乎規范的。

　　然而，“合乎規范”也頗值得琢磨。韓忠朝表示，“有的是法律，有的是行政管理，有的是行業認可的標準，比如針對臨床治療的一些共識等。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也就很難定義違不違規了”。

　　對此，張新慶認為，首先是要完善干細胞治療的基礎研究，踏踏實實完成從動物實驗到臨床試驗的過程，不可急功近利。同時，正如韓忠朝所說，技術需要創新和嘗試，由此帶來的風險要靠嚴格的規范去控制，但不能因為害怕承擔可能的風險，使規則的制定都停滯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