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源！新藥研發新模式

　　已經有足夠多的證據證明，現行的藥物研發體系不合時宜、不具備可持續性，它正在讓患者，這個最重要的客戶失望。一款新藥從研發到上市的費用總計要超過10億美元，時間在10~15年之間。而新藥進入Ⅰ期臨床階段的淘汰率更高達92%。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亟需新療法的患者需求并未得到滿足。

　　現行研發模式難以為繼

　　7000種罕見的基因疾病中，絕大多數沒有任何的治療手段。這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此類患者人口比重低、地理位置分散，所以企業和研究機構對進行臨床和轉化研究所需要的數據進行充分搜集變得十分困難。而缺乏明確的報銷政策也讓針對這些罕見病的新藥研發看不到收益希望。

　　盡管監管力度增大、經濟形勢低迷等外部壓力讓新藥研發和審批進程放緩，但最關鍵的問題出在研發體系本身。它誕生于工業時代，也適應了那個時代原材料極度缺乏、各行業高度競爭的特點，但是現在它既不能很好地促進轉化研究，也不能更加科學地對研發過程進行管控，還不能讓新藥上市與報銷政策盡快地接軌。

　　現行的藥物研發經常被描述為一個閉合的線性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從最開始的確認靶點到最后的批準化合物雖然構成了線性的完整流程，但是各環節相互之間卻是割裂的。它把復雜的研發過程過度簡單化，所以藥物研發所涉及的主要參與者以研發過程線性化的理念，習慣性地選擇研發系統和管理工具用來指導自己的項目。而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研發過程的各組成部分存在平行、重復、各顧各的問題。

　　然而，世界已經步入信息時代，信息成為整個社會的主要商品。而信息的高度充裕也為不同行業主體之間從競爭轉向開源合作模式提供可能。這種開放、多方協作的模式已經在諸如音樂、出版、半導體、軟件開發等信息產業中獲得成功。

　　生物科技公司、大型制藥企業、政府監管部門、醫療保險公司、患者福利組織、學術專家、行業研究機構，所有參與者都應該意識到藥物研發是一個整體，作為整體，它超越了各個部分的局部訴求，需要各個部分緊密協作。而合作的前提就是建立一種開源合作模式，讓新藥研發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都能以一個清晰的結構聚攏，從而讓整個研發體系也變得清晰、高效。

　　那么，在信息時代下的研發新模式都需要什么？

　　新型研發模式需要能夠把具備基礎科研和轉化醫學能力的科學家資源、臨床服務資源、客戶資源、患者資源、行業組織資源，以及政策、監管、報銷方面的專家資源，統一于一個系統之內。讓這些彼此差異性巨大的參與者能夠順利協同，共同服務于藥物研發。

　　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方式可以是重新梳理轉化科學的整個生態系統。基于整個轉化科學生態系統的研發新模式本質的特征就是公開與透明。這種模式追求建立一種開放、合作、協同的新藥研發系統。在此系統中，參與者在研發過程中的不同動機被弱化，同時，研發過程中由參與者所造成的細微差別得到承認。它為藥物研發提供了一種從系統和整體出發的視角，而非只專注于傳統研發模式中單獨的部分。現行的研發模式過多強調研發過程中不同參與者之間的邊界，系統思考要求從整體的角度看待藥物研發，研發過程中的各個子過程相互之間緊密聯系，不再是彼此分割而形成循環往復的反饋機制。

　　在這一過程中，與患者用藥安全、藥品福利、疾病護理相關的機構組織的作用應該被格外重視。因為這些組織往往對于某一疾病有著長期、深入的關注和研究。而新藥研發經常因為Ⅱ、Ⅲ期臨床試驗入組患者例數未達標而延遲。將這些機構組織在新藥研發和臨床前研究的早期階段充分引入，利用它們手中的患者資源和疾病資源，可以縮短整個研發時間軸，增強整個研發體系的協同效益，從而使新分子實體研發投入減少兩億美元甚至更多。

　　此外，新藥研發高度依賴于一般性基礎設施、共享工具和研究各方的合作意愿，即以研制出新藥作為優先級對整個研發過程重新架構。

　　引入上述新型研發模式之后，一般性基礎設施、共享工具在一個更有整體性的系統中就具備了開源的特征。共享后的數據集合比任何獨立的研究者或機構所能建立的數據集合在數量上更大、可用性上更強。比如高質量抗體等常用工具的普及就極大地提升了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實現數據共享則離不開將競爭前階段擴展到臨床試驗的Ⅱ期b階段，只有如此制藥企業才能夠把競爭重點從確認最佳的藥物靶點轉移到研制最佳藥物上來。而競爭前階段想要得到延展則又離不開共享此前被認為具有ZL權的數據信息，比如臨床前研究數據和失敗的臨床試驗數據。而這一經驗在其他行業已經得到證明，比如半導體行業。其經驗顯示，大規模的公私合作項目投入、與大學內研究機構的深度結合、為研究人員提供適當的激勵機制對于進入競爭階段前的開放合作至關重要。在這一個系統當中，所有參與者都應該能在競爭前階段進行合作時得到相應的獎勵和補償，如此才能讓新藥研發具有可持續性。

　　這個新模式的重點就是轉變研發文化，使新藥研發更有效率。這種轉變要求藥物研發的所有參與者都以最終產出新藥作為目標，不再拘泥于傳統的研發互動和彼此競爭的系統設計之中，讓各方從ZL保護的過分擔憂和研發者內在的驕傲心理中解放出來。畢竟，藥物研發的最終目標在所有人心中都是一樣的：把安全、有效的藥物，用盡量少的時間、盡量經濟的價格，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消費者。

　　而這種藥物研發的新模式所遇到的挑戰是行業內普遍存在的。比如，雖然由公共資金支持的研究項目為私營企業進行新藥研發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資料，但這些公共課題往往還在研究那些已經被充分定義過的蛋白質。例如，2009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超過65%的研究對象仍然是早在20世紀初就已經被大量研究過的50個蛋白質。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此類研究所關注的只是人類疾病中所顯示出的一小部分基因和蛋白質。因此，還有數量巨大的藥物靶點仍未被研究發現。

　　雖然研發界一直對人類未知基因組的探索抱有興趣，但是想要獲得公共資金的支持，研發者必須提供大量的背景資料和理論支持。所以，在現行的公立項目中，對于此類未知探索的項目經常得不到資助。這造成很多蛋白質仍然沒有被標識，而很多潛在的新藥靶點也沒有被發現。

　　另外，現在研究人員對不同疾病的認定主要來自于這些疾病的表型特征，但往往忽視了它們背后生物通路的相似性。不同疾病之間雖然分子通路不同，但本質上，疾病的生物學原理是可以相互借鑒的。構成細胞和組織的通路并非是線性的，它們相互之間高度連接并有著多重的信息閉環。這些信息閉環之間又產生出數量巨大的細微差別。

　　新型研發模式的成功離不開公立機構、私人企業、個人愿意主動承擔由這一巨變所帶來的風險。除了企業和公立研究機構以外，更多的研發主體應該被賦予更多的參與權。而對于每一個正在忍受疾病困擾的個人、家庭，他們對于這種新藥研發模式帶來的風險具有更高接受度。